蒲坚老师生于1927年,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任助教,教授中国法制史直至退休,五十年来,一直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科研工作,从未离开过教学岗位,也从未离开过北大法学院。蒲老师自己也骄傲的对我们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马寅初校长发给我的聘书”,“五十年来,我生活在北大,成长在北大,是地道的北大法律人。”
蒲老师虽然已进古稀之年,但谈及北大法学院时依旧精神矍铄、神采飞扬,对我们这样的年轻后辈,更是充满了老师对学生的热情与关怀,让我们倍感亲切。
一说起北大法学院的历史,蒲老师不禁回忆起了他刚刚踏进北大校园的时候。1954年他进入北大法律系任教的时候正是北大恢复重建法律系的时候,距今正好半个世纪。据学者考证北京大学法学院从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京师大学堂开设法律学门算起,到今年整整一百年,但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的法学院被撤销,1954年北京大学又重建法律系,所以蒲坚老师也是北大法律系重建的第一批教员——重建元勋之一。
谈起法律系刚刚重建初期,尤其是中国法制史学科的情况,蒲老师真是如数家珍,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据蒲老师回忆,那时教师不多,全系大约有40几位教职工。在教学行政体制上,学习苏联,学校下设各系,系下分设各教研室,每一门课成为一个教学小组。当时法制史和法理学在一个教研室,叫“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开设四门课,即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和国家与法的通史(外国法制史)。后来取消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开设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外国政治法律思想史开的较晚,大约是1960年。以后历史与法理分为两个教研室,法制史教研室有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和外国政治法律思想史。
蒲老师感慨的说:“法律系重建初期,在中国法制史学科建设上,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学科名称都是学苏联的。”当时课程内容包括国家与法律两部分,因为讲法律离不开国家,国家是法律实施的保障,他们写讲稿和讲义都是按照这个体系。那时讲义每次上课都要发给学生,最早是手工刻的蜡板油印,后来是打字的蜡板油印。当时连本教材都没有,最初的讲义是大纲式的,以后每年修改,增加新内容,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补充新资料,到60年代已形成几十万字的大部头油印教材。1977年恢复高考后,才正式使用“中国法制史”这个名称。198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制史简编》就是在原有油印教材的基础上修订的,这是我们中国法制史教学组共同劳动的成果,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当时法学院最大的发展困难不在于这些教学的硬件设施上,更严重的问题是人才的缺乏和知识的断档,这一点从蒲老师任教初期边教学边自学的经历中就可见一斑。蒲老师坦言,初到北大,领导让他搞中国法制史,他虽然很喜欢历史,但读大学时学校没开这门课,他感到很茫然。为了弥补自己知识上的缺陷,他就到图书馆查找借阅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教材,他还记得自己从十多种版本中挑选了两本自认为最满意的,一本是陈顾远先生的《中国法制史》,一本是杨鸿烈先生的《中国法律发达史》。他当时做助教,主要任务是给主讲教师写讲稿、查找资料、编写讲义,还要辅导学生,参加指导高年级的毕业论文。讲稿和讲义都要按时完成,他把这些工作大都放在晚上做,腾出白天的时间到文科各系旁听与中国法制史相关的课程,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当然也十分辛苦。但想到在北大这个名师荟萃的地方,能够亲耳聆听许多著名教授学者的课程,蒲老师觉得受益匪浅,为其后来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科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蒲老师谦虚的说自己智商不高,但学习很刻苦,每天夜12点以后才睡觉。假期时间更是全部用在到校外图书馆查阅资料上,经常骑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带上两个馒头和一点咸菜,拿个小水壶,一去就是一天。回想起来,在如饥似渴的探求知识的精神的驱动下,他说其中自有甘苦,若能找到一条有用的资料,“别提多高兴了”。这种废寝忘食的精神的确是今天我们这些年轻人最应该学习的,也正是由于有像蒲老师这样的学者默默无闻的敬业工作与无私奉献才使北大法律系度过一个个难关,逐步发展到今天。
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是中国文化界的浩劫时期,法律系的教学科研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据蒲老师回忆,当时运动很多,教学科研都不稳定,教员的个人工作也不稳定,经常被下放,但他从未想过离开北大法学院,离开教育岗位。这主要是由于他由衷地热爱自己的专业,运动过去后,或是下放回到学校后,很自然的就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所以他在这段时间并没有中断学习、看书,这对他后来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学术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蒲老师认为搞历史、搞科研是不能中断的,他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就是因为他从没放弃过学术研究,也从未离开过法学院,从未离开过北大,从而保持了其学术的连续性。
但当时法学科研发展缓慢,除基础较差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科研风气与管理体制的制约。说道这里,蒲老师不禁感慨万千,他说那时科研不受重视,没时间看书,钻研学术问题,完成教学任务后,不是“下放”、“四清”,就是开会、搞“运动”。加上当时科研与我们今天不同,如果不经领导同意自己搞的话,容易被称为资产阶级白专道路,而且都是集体一齐搞,有了成果也是署教研室或教学小组的名,根本就没有激励机制,使他们在创新的黄金时期浪费了许多大好时光。此时,蒲老师再三告诫我们现在千万要珍惜时间,努力学习,为国家、为民族争光。语重心长地说:“北大是文理并重,中西兼容的大学,藏书为全国高校之冠,”他要我们很好地利用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充实自己,而且国家现在对科研的重视,对青年的鼓励,为我们发挥聪明才智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没有过去的那种束缚与压制,有了成绩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可以说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谈到1977年恢复高考,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法学院的发展情况,蒲老师不禁流露出欣喜之情。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律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法学院的发展也成欣欣向荣之势,不仅招生人数逐年增加,而且法学院在整个北京大学的地位也是蒸蒸日上。法学院还陆续增加了一些新的课程,而且科学发展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前沿性学科不断涌现。但与此同时,中国法制史作为与现实有距离的基础理论性学科,却受到一定的冲击,由原来136学时、两个学期的课,缩短到现在的68学时、一学期的课,虽然这是蒲老师为之奋斗终生的专业,但他对这种现象还是能保持用一种客观、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思想上也能与时俱进,认识到其中的合理性,支持新兴前沿学科的发展。他认为,毕竟时代不同,这些新兴前沿学科的发展是社会的需要、是大势所趋,虽然法制史也要有人搞,但不能过多地投入力量,况且我们要争创世界一流,参与世界竞争,这些方面也必须迎头赶上,在这些学科上多投入些力量,力争有所创造,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输出去,变被动为主动,才能显示我们法学院的学术生机。为此,分去一些中国法制史的课时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蒲老师还是希望大家要重视中国法制史的学习。他说:要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法律必须追溯历史上的相关制度。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对现实终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学习中国法制史不是为了昨天,而是为了今天,为了更好地进行法制建设。我们国家有四千多年没有中断的、有文字的历史,法制史料浩瀚,其中有许多治国安邦和协调社会法律关系的经验教训。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总结、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我们通过中国法制史的学习,增长才智,开阔视野。蒲老师这番话,既从法学院前沿学科建设的全局出发,同时也强调了中国法制史学科在法学中不可忽视的地位。这种客观、严谨、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更加令我们敬佩。
当然,蒲老师对我们谈到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一些问题有时他也想不通,比如说对知识商品化这个问题他一开始就想不通。他觉得他们那代人与现代人的想法有些距离,他们上学时就知道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学习,他们的知识是人民给的,他们要无条件的还给人民,而知识商品化了,不是叫他们跟国家、跟人民讲条件、讲价钱、讨价还价吗?他们深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对个人利益考虑的比较少。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实践,蒲坚老师说他也渐渐理解了这种做法的合理性,认识到没有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基础,再没有知识商品化这种与个人利益挂钩的激励体制,教学科研就很难运作了,而事实证明这的确更有利于促进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毕竟时代不同了吗,承认知识是商品,保护知识产权是市场经济在知识领域内的反映。谈到这里蒲老师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我现在想起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总理的一句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尽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还是希望同学们能永远保持这种心态作为读书学习的推动力。
蒲坚老师虽然已退休多年,但从未停止学术研究工作,每年都要出去到外校讲学、参加学术会议,2001年还出版了约二百万字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法制丛钞》1-4卷,并荣获2002年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更加难得的是,多年来蒲老师一直关心北大法学院的建设,他欣慰地谈到法律系重建后的五十年中,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1999年又改法律系为法学院,从教职工和在校生的人数来看,已几倍于五十年前,由一个不起眼的小系发展成为全校数一数二的大的院系了,尤其是近几年来,法学院在新一代青年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建设成绩是显著的。蒲坚老师还明确的指出,教师队伍建设和图书资料的建设,是办学的两大支柱。他很高兴的看到现在法学院的教师素质不断提高,许多青年教师脱颖而出,有的已达到星级标准的学术精英,在社会上得到好评,作为北大法律人,他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内心都感到欣慰与自豪,因为他们代表着北大法学院的未来和希望。同时原有的系资料室现在已扩展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这些都是北大法学院的优势。但他仍然语重心长的对我们说:“虽然我们的牌子很硬,但我们不能夜郎自大,我们要放眼全国、全世界。同兄弟院校和世界相关院校相比,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一定要谦虚谨慎。”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法学院不是口号,要靠我们脚踏实地的去做。
用蒲坚老师自己的话来形容他与北大法学院的关系就是:“我是生活于斯、成长于斯、也要终老于斯,我一辈子都在这里,从20多岁到现在,五十年了,虽然退休了,但还是法学院的人,就我个人而言,我只能看到法学院越办越好,决不能越办越差。办好法学院不能单靠几位领导,要全院同仁一起努力,因此,法学院的事让我干,我责无旁贷,上课、搞科研还是其他任务,只要力所能及,我都愿意愉快承担,没什么要求,不管什么报酬不报酬,不为稻粱谋,关键是我们大家把法学院办好。”如此朴实却又真挚的话语,表达了一位历尽岁月沧桑、送走一代又一代北大法律学子、多年来默默的为他所热爱的专业无怨无悔的奉献自己的青春与智慧的法学院教师对北大法学院由衷热爱的一片赤子之情。蒲老师一再强调,是北大法学院造就了他今日的成就,但我们这些身处北大法学院黄金时期的幸运儿却要对他说:“正是一代代像您这样的为了学生、为了学术事业不辞劳苦、无私奉献的北大法律人造就了今天的北大法学院。”我们乘着您们的余荫,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教学科研环境,除了衷心的感谢您们之外,最重要也是最应该做的就是以你们为榜样,珍惜我们人生的分分秒秒,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耕耘,决不愧对北大法律人这个响亮的金字招牌,为我院争创世界一流法学院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还没有资格说:“生活于斯、成长于斯、终老于斯。”
但我们有信心说:“今天,我们为斯而骄傲;明天,斯为我们而自豪!”